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斯大林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便宣布：苏联承认中国人民政府的合法地位，愿意与中国建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苏相处的关系十分和谐。

但是随着两国合作的日益密切，矛盾也不断增加，两国关系逐渐出现破裂的痕迹，后来甚至演变成边界线上的武装冲突。为了避免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造成的后果越来越大，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协商决定进行磋商。

然而，苏联仰仗着自己军事强国的实力，他们的外交官在谈判桌上态度十分强硬，多次挑衅我国的合理利益。面对苏联的这种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恼怒或者退怯，他凭借着灵巧而又坚决的外交本领，充分地维护了我国的利益。

中苏关系为何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从“蜜月期”走向冰点呢？面对苏联外交官如此强硬的态度，邓小平又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对策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与苏联正值冷战时期，我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封锁战略，企图将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为了帮助与自己身处同一个阵营的中国，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我国“一五计划”实行期间，曾多次予以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苏联便把自己国家的专家和技术资料都带到中国，积极向中国提供发展方针。虽然这些方针政策大多是基于苏联的工业经验，但是基本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通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帮助，我国的工业体系初现雏形，“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随着两国不断的沟通与合作，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苏共二十大大上，赫鲁晓夫明确指出了斯大林政策的“个人迷信主义”，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和方针。

这次会议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思考中国追求苏联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国家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1958年，苏联向中国建议，在中国的海南岛上修建一座长波发射电台。赫鲁晓夫表示，如果中国同意这个建议，那么苏联将会提供全部的修建材料和技术设备，中国仅需要提供修建的劳动力就行。

苏联此举，是想要把中国纳入到自己的通信网络之中，一旦长波电台建成，中国将会时刻处于“监听”之中。苏联企图通过技术优势，想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完整。

虽然中国接受过苏联的帮助，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沦为他们的附庸或者傀儡，我们国家始终坚持着独立自主平等的方针，因此，中国婉言拒绝了苏联的邀请，表示愿意资费出资修建。

苏联对中国拒绝了他的“好意”感到十分不满，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严峻，无奈之下还是与中国签订了“八三协定”，允许中国出资购买苏联的技术和装备。

因此，在1959年，中国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时，苏联竟然公然通过报纸发声，偏袒印度，企图给中国施压。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位好友开始渐行渐远。

直到珍宝岛事件的发生，苏联公然派出军队侵扰我国黑龙江边境，干扰我国居民生产生活，我国边防军队无奈之下，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达到冰点。此后，中国与苏联更是展开了一场纸笔之上的相互讨伐，中苏进入“冷战”阶段。

我国领导人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逐步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在与周边国家建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的发言，赢得了亚非大陆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开始与周边国家陆续建交，边境安宁得到了保障和巩固。

甚至远在西方的美国也相继派出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到中国访问。随着《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多。

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看到中国离开了自己的帮助，竟然也发展得风生水起，苏联的领导人有些坐不住了。而这个时候的苏联则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大搞军事扩张，由于大量的国家财政用于军队，苏联的经济发展进入停滞时期。

在美苏冷战格局中，苏联逐渐处于劣势，他们企图拉拢中国再次回到自己身边，逐渐转变了对华策略。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发表了讲话，虽然依旧是在抨击中国，但是也在言谈之中，透露出来想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含义。

这对于当时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只会是利大于弊的。邓小平得知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讲话内容之后，迅速知会外交部，让他们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在会上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勃列日涅夫主席企图扣在中国头上的“帽子”，中国始终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

后来，邓小平还托人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十分重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是更看重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当时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外交协定，派出了大量军队驻扎在蒙古境内。蒙古与我国的边界线绵延曲折，苏联军队进驻蒙古，始终是威胁我国安危的一枚“炸弹”。

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中苏关系的重视，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人商量，可以先派外交部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同时在会谈中，也需要注意表明中国的原则和底线，苏联需要做出实际行动，“挪动”中苏关系之间的的三大障碍石。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我国外交部的于洪亮与苏联的外交官进行了会面，于洪亮传达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在双方政府的共同商议，最终决定在1982年10月进行一次副部级别的谈话。

但是面对趾高气昂的苏联代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邓小平得知，彼时要参与磋商的是中国政府的副外长钱其琛，他将钱其琛叫来家中。

邓小平说：“中苏关系要迎合世界的发展形势，也要符合历史的浪潮。虽然他们表现出来要与我们建交的想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失去自己的原则。”

他还多次提到苏联对中国存在的军事威胁：苏联在蒙古国内和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他们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还出兵干预阿富汗，从我国的南北和西部方向，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国防安全。

说完这些话，邓小平还特意提醒钱其琛，在与苏联外交官进行磋商时，应该多提出这些问题，以达到从根源上解决中苏外交关系的目的。这一番话给了钱其琛很大的启发。

1982年10月，钱其琛与苏联外交官在北京进行政治磋商时，多次提出影响中苏关系的实际上是三个障碍，一个就是苏联在蒙古国内和中苏边境的驻军，这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安全；第二个是希望苏联在印度和越南问题上摆正立场，不要企图进行反华策略。

但是苏联代表一直仰仗着自己国家强大的军事势力，在谈判桌上目中无人，态度十分高傲。他们避而不谈中国提出的问题，只是强调希望能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文化合作。

邓小平面对原则问题，丝毫没有妥协，始终牢牢地把握着我国的底线。在此后的几年，中国与苏联又进行了多次商讨，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在磋商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两国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中苏关系一度达到了“冰点”，但是他在晚年也认识到了中苏关系和睦的重要性，开始极力促进与中国的磋商。1982年11月10日，就在中苏第一次磋商结束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邓小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决定派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苏联，参加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这一行动迅速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是邓小平同志安排的“葬礼外交”。这次“葬礼外交”成为中苏关系“破冰”的一次契机。随后中国与苏联的接触和交流的干部级别不断上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他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减小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地区的军队力量。

但是邓小平对此回应说：“我们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为消除中苏之间的三大障碍做出具体的行动。如果他愿意将步子跨得大一些，我们将十分愿意与苏联见面。”同时，为了配合政治磋商，邓小平还指示国防部门，在中苏边界与苏联进行谈判，期望能够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

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逐渐正常化。1988年12月初，钱其琛受苏联外长的邀请，正式访问苏联，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亲切会见。这是中苏自关系破裂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为中苏关系的旅程画下了一座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随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日，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他，双方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邓小平在这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影响着中国与苏联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障碍有三个，那就是苏联在越南、阿富汗和蒙古、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武装。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中国与苏联将会继续成为合作伙伴。

看到邓小平的态度如此坚决，戈尔巴乔夫说：“在过去的一些问题上，苏联确实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邓小平还说：“我们当下应该做的是，开辟未来。但是开辟未来，并不意味着完全遗忘过去，我们仍然记得，斯大林同志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也同样记得苏联对中国进行过的威胁。”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里，他表示，完全同意让过去的事情到此为止。随后中国与苏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缓和，也没有挽救苏联在美苏冷战中的优势地位。